leyu·(中国)官方网站中国拾荒人群的“废品生活”没有人喜欢垃圾。垃圾肮脏，而且是“没用”的！不是吗？没有人喜欢肮脏而且没用的东西。城市生活处处光鲜亮丽，整洁如新。在公司、学校、住宅楼、大商场里面流连，清洁工会随时扫去脏东西，把垃圾丢藏在最隐蔽处。其实，我们在城市里大量消费，大量丢弃，不但消费会带来快感，扔掉东西也是种乐趣。拆开新的商品，把包装扔掉。吃不完的饭菜，可以倒掉。东西多了、旧了、不想要了，可以丢掉。现代都市人，谁不能领会“喜新厌旧”的要义？这种种消费的增长，同时导致垃圾以爆炸性的速度激增。
中国过去二三十年迅速发展，造就了惊人的经济奇迹，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双重作用，使得城市扩张及其人口膨胀；城镇居民急速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物质主义，衣食住行日新月异，消费品不断推陈出新，耐用品也大大减短了产品寿命。在“保八”（保持国民经济生产在8%增长率）、“电器下乡”（把电器消费品推广到农村）、结婚要有房又有车等梦想口号下，更多的消费品被生产出来，抛弃更多为了消费更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一个不可逆转的现象。同时，这过程也催生了大量的废弃物。各地政府尽管不断加建垃圾处理设施，却始终追不上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造成“垃圾围城”之局面。为了应对这个困局，多地政府提出兴建垃圾焚化炉，又遭遇民众激烈反对，环境维权的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简而言之，当代中国在享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已经泥足深陷于垃圾之战。
在正规的垃圾处理体系之外，每个城市还有一些群体，天天与废品或垃圾打交道。他们寄居在城市的边缘，垃圾成了他们的生产原材料，成了他们在城市建立生活、获取收入的资源。这些就是人们常说的拾荒者、废品收购者，或者是“收破烂的”、“捡破烂的”、“收买佬”。他们在城市似乎既是无处不在的，又是“隐形”的——我们习惯了他们在城市的角落，隐约知道他们在垃圾或废品中劳作，但几乎对这个群体一无所知，我们不想了解他们，甚至有意地忽略他们。
本书研究的目的，是了解这个每天帮助城市排废、却不受关注的群体，从废品经济和空间的角度，重新城市化。本书所研究的冷水村，是个位于北京六环外的一个“城乡交合区”（这空间会在本书第三部分详细解释），里面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收废品大院，这些大院即是储存、处理废品的场所，同时是废品从业者的家园、厨房、休闲场所，以及他们小孩的游乐场。冷水村只是当今盛世中国的庞大垃圾经济的冰山一角，但非常具有代表性——城市垃圾被运往城乡交合区处理，污染物被尽量外移；政府无力应对庞大的垃圾量，容让废品回收群体以自己的方法处理、再循环，也容让这群体在城市边缘谋生。
收废品者在当代中国是一种双重的污染符号——他们不但是城市的外来人口、农民工，同时又很脏，有点神秘甚至危险。因为每天与垃圾这种肮脏的物质打交道，他们被再度污名化。可以说，如果农民工是城市居民的“他者”，废品从业者便是所有现代城市人的“双重他者”。研究当代中国的收废品群体，不但让我们了解这个在城市化过程里一直维持着“非农非城”的边缘性身份的群体，也了解我们每天的消费行为和这个群体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废品生活》这本书希望把这个社会建构的自我和他者重新联系在一起。通过审视废品、废品经济、收废品人，我们尝试重新看待这个城市的消费与浪费，重新理解废品回收经济和空间如何与我们息息相关。与其说我们对所谓“边缘的”、“贫穷的”捡破烂人群感兴趣，不如说我们希望解构这些二元的建构，透过了解废品从业者的工作和生存空间，进一步认识我们的城市成员、城市化，以及中国特有的现代性问题。
垃圾─在通常的理解当中，完全是死物、废物，无用的。但如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早在1960年代的著作《纯洁与危险》（Purity and Danger）指出，不洁物（dirt）在每个社会，不论现代还是原始，都是相对性的，而且是相当重要的社会文化符号。她指出人们认知不洁物，不在于它本质上就是肮脏的，而在于它的暧昧、不可界定、不确定，也在于它安排和界定一个社会中什么是对与错，什么是神圣（sacred），什么是凡俗（profane）⋯⋯有研究者指出，垃圾处于一个“被抽干意义的异化的物的世界”，而正是社会和文化赋予其“可被丢弃的”、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属性（Kennedy 2007）。从这个意义上，审视污染物（pollution）的社会意义不在于研究它的内在性，而在于它的暧昧性（ambiguity），它与我们社会系统中其他物的关联；在于研究我们如何追求一套新的卫生标准，如何追求在一个用完即弃的社会（disposable society）对待本来“有用”之物（Harvey 1991）。
文化理论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称垃圾处理者为“现代社会里的无名英雄，日复一日地更新和突出正常与病态，健康和治病，想要的和不想要的，接受的和丢弃的，应该的和不应该的，人类宇宙空间的内在和外在的边界。”（2006:21–22）换言之，垃圾处理者每天的劳动不但是帮我们的城市“排污”，减少我们堆填区的负担和垃圾焚烧所排出的污染物；他们主要的贡献，是防止因为有用和没用的界限模糊而可能产生的混乱。试想，如果垃圾在我们的住宅区堆积如山，如果废弃物让本来光鲜洁淨的消费场所臭气薰天，将会是怎样令人难以忍受的场景？在这个意义上，收废品者和清洁工人为社会生活的正常运作作出贡献，日复一日地维护着日常生活中物的秩序，默默地拿走不正常的、病态的、不想要的物质，维持一个社会的“正常规范”（social norms），也就是一个社会“应该有的样子”，它是如此正常，以至于我们以为事情本该如此。在当代中国，正是这些背负着双重污名的收废品人，为资源回收再用和环保做了莫大的贡献。也可以说，他们直接维持中国现代性的光洁的那一面，不让垃圾充斥和呈现在我们的视野，不让我们哪怕有一刻怀疑经济发展，看见肮脏、浪费的那一面。中文的文献当中，对来自农村的拾荒者的研究，大多是视之为当今中国城市化过程当中，城市管理所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换句话说，将这个群体视为难以有效纳入管理的一群人（张登国 2007； 赵泽洪等 2005）。这个角度跟国外的研究不谋而合。中国以外关于收废品人的研究，同样侧重发展中国家里都市管理面对的问题：城市的高速发展，远远超过原来的政府废品处理承受力，大量的都市废品产出和处理需求，又吸引人口众多但没有特别技能的农民转移至城市。这些城市农民工透过捡收和转售垃圾，脱离农村和进入城市谋生。结果是收废品成为一个主要的非正式经济圈，不但解决垃圾围城的问题，也同时提供谋生工作机会给巨大的农民工人口（Wilson,Veils and Cheesman 2006）。在部分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收废品人甚至佔总体人口的2%，而且废品经济也是非正式经济活动之中最重要的项目（Medina 2007）。但这个没有政府规管的非正式经济，也同时衍生很多环境卫生、工作安全、社会歧视、贫民窟，甚至童工的问题。事实上，收废品人的工作和居住环境恶劣，经常要处理医药废品和工业产生尖锐的废品，废品所流出来的污水，又是他们的生活一部分（Sasaki et al. 2014）。
很多发展研究都带着同情的眼光，强调这个群体的“边缘性”，探讨这个群体在所移居的城市当中的底层、边缘、弱势、草根的地位，与当地居民的冲突性关系，呼吁一种对他们的尊重和生活工作条件的改善（陈岳鹏、刘开明 2007； 孟祥远、吴炜 2012； 张上翔 2007）。也有研究倾向确认这个群体的工作，认为从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这个群体作出了贡献，尤其是他们的回收行为，产生了未曾预料但不容忽视的经济贡献（葛蓓蓓 2010； 郭素荣、陈宗团 2000； 陶友之 2007； 周燕芳、熊惠波 2011）。国内外的研究都承认，收废品是一个农民工在城市谋生的策略，但未必能让他们在城市里脱贫。而且，无论在中国、印尼、菲律宾、印度或南美，收废品人的性别、年龄、老乡地方、种姓、种族差别，都在他们之间构成层层的雇佣等级、权力关系，甚至矛盾冲突，使他们难以团结，也难以把他们纳入常规经济（Adama 2014； Hayami et al. 2006； Sasaki and Araki 2013）。在巴西也有研究发现，妇女收废品人透过组织合作社，来申明她们的工人和公民身份，教育公众有关收废品人的社会（Machado-Borges2010）。此外，国内外的社会学家已经对拾荒人和收废品者作出很多细腻复杂的书写，探索社区内部的生活以及复杂的关系网络，尤其是这个群体的“社群性”问题。申恒胜（2013）注意到这个外界看起来封闭的社会世界内部，具有多重复杂的关系，包括老乡之间的“帮带”关系，以及同行之间对资源的竞争关系。陈伟东和李雪萍（2002）观察到，在湖北的一个拾荒群体，具有自发的秩序，形成了一种具有多重契约关系的“自治共同体”，为了更好地跟外部的政府机构和所在社区互动，甚至成立了“破烂王党支部”。周大鸣和李翠玲分析了拾荒者的主要工作内容和收入组成，指出工伤和病痛在拾荒者当中十分常见，无论是拾荒者还是其子女，社会资源都非常匮乏（2008）。他们还观察到，广州的拾荒者一方面把乡村的网络关系以及生活方式，带到了新移入城市当中的拾荒聚落；另一方面，这个聚落又兼具城市生活的各种特征；此外这个聚落还维持着相对活跃的公共生活（2007b）。垃圾场具有一种“空间”，在其中有多重的“关系丛”发生着作用，这些关系包括国家、老板、拾荒者，以及所在地村民等多种行动者的复杂关系（2007a）。
《废品生活》跟这些社会学研究的取向类同，都强调进入拾荒社群的内部，而不仅仅是从外部或自上而下的，把这个群体简单地当成是麻烦的制造者或者同情的对象。但我们侧重的，不但是都市发展产生的社会不公义、经济不平等。因为这个角度还是把“垃圾”或“废品”当作一种底层农民工的经济生产资料。我们的研究重要之处在于重新审视废品，除了是一种具有衍生经济价值的物质之外，还是一种不断生产文化价值、定义社会边界，甚至是身份的、有能动性的物质。带着这个不一样的问题出发点，我们的研究更多探讨收废品人与垃圾纠缠不清的关系，并因此带出来的收废品人主体性的建构，和一个更动态的拾荒聚落网络。
本书试图切入废品的社会文化意义。虽然我们的研究对象同样是收废品人，我们讲述的不但是他们与废品的经济关系，更是他们与废品建立的文化社会关系。我们想要提出的是，废品其实不断在建构人和环境的关系、人和他人的关系，也在参与建构一套新的价值观，甚至如既有的研究所言，建构一套新的道德观（Hawkins 2005）。研究文化与废品的著名学者Gay Hawkins就指出，在近年兴起的“减废减排”的话语里，废品已经不再像以往只剩下负面的价值，废品的回收已经与环保新生活、中产消费和可持续发展等后工业价值开始联系起来。他认为，废品甚至逐渐形成一个伦理力量（ethical force）。事实上，废品不断地影响我们每天的身体实践和日常习惯:比如我们开始为垃圾分类；外出带环保袋，甚至自己的餐具和饭盒；把废纸、铁罐、塑料瓶挑出、压平、累积售卖或丢弃；把厨余和一般垃圾分开处理等等。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提倡环境保护的社会运动和政府宣传都在呼吁减废减排，开拓回收经济。在发达国家，垃圾回收已经与一种新的绿色公体（green citizen subject position）和环境道德挂钩，而且得到非常广泛的社会支持。简单来说，在今天的环保话语抬头后，废品和垃圾已经开始超越以前只被认为是死物、无用的概念，其社会文化意义也越来越值得研究（Hawkins and Muecke2 003）。
在发展中国家，从废品经济引申出来的文化意义、主体性和身体实践和道德，还是一块没有很多讨论的空白。本书正是要重新认识废品在转型中国的物质性（materiality）——除了是一个底层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怎样介入城乡断裂的底层生活、移民家庭的建构，以至城乡交合区的空间。
本书以《废品生活》为名，是希望将“废品”作为理解今天城市化的一种重要的分析范畴（analytical category）。首先，废品这概念指涉作为垃圾被丢弃，或被回收的废弃物。所以在本书中，我们有时候用“垃圾”，有时候用“废品”，两者的意义有共通之处。进一步地，以“废品”作为一种分析范畴，我们希望探讨的是废品这种物质的流动，如何构成当代城市生活、社会动态和权力关系。在这个分析层面，废品不单单是被回收的垃圾，而是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文化现象，它涉及到回收行业、拾荒行为，以及所牵连成千上万的消费物质和城乡个体的流动，和两者形成的独特贸易及社会网络。在本书中，将废品作为一个分析范畴，我们希望读者不只读到底层人民如何透过拾荒来到建构他们的城市生活，更读到废品如何构成今天重要的城乡经济，了解废品如何刻划新的城市空间，也体会到废品其实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的生活，是我们城市生活中经常被忽略抹杀的重要社会文化。所以说，“废品生活”不仅是收废品人的生活，更是指我们所有人的、和废品息息相关的社会生活。以废品的回收再用来理解社会文化，并不是我们独创。书写 Republic Beijing: City and Its History（2003）（被翻译为《北京市》）的历史学家董玥（MadeleineYue Dong）就指出，旧物回收（recycling and reuse）是时期大部分北京居民的日常生活，是一种独特的城市文化，能透视当时非法夜市场的形态，能让人理解参与旧书旧物买卖的一种古董文化认同，甚至提供一种理解商品现代性和城市公民权的视角。无独有偶，Susan Strasser（1999）则透过废品交易的历史，书写英、美两国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的变迁，指出人们有关废品的生活习惯的改变，随着城市化的过程、新能源和交通工具的应用、商品交易市场的变迁，以及人们的卫生观念而发生转变。回收、废物再用、修补破旧之物，曾经是家庭生活中男男必备的技能。然而随着一套方便、卫生、更新换代的文化兴起，人们才逐步习惯于丢弃，而不是循环利用。
事实上，从北京这座大都市看废品，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历史上在北京，废品从来就不是垃圾那么简单，它与城市文化、公民界限，甚至国家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Joshua Goldstein在“The Remains of the Everyday: One Hundred Years of Recycling in Beijing”（2006）这篇文章，就写到党政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成功把人数将近7,000的个体回收贸易人，组织为一个叫“北京市废品回收公司”的国营单位。随着计划经济的兴起，回收的旧物开始转变，报纸和政府单位的宣传印刷品成为重要的回收品。每个家属院设有小型回收站，给送来废纸铁罐的居民几分钱的回馈，对当时在配给经济下现金缺乏的居民来说，有莫大的吸引力。当然，时代的废品回收并不是为了修补翻新旧物，让它们再流入夜市二手转售，而是为了把它们纳入到大型的工业制造，成为焕然一新的产品。Goldstein认为，废品的“工业回收”在时代正式揭幕。从1966年开始，废品回收成为一个奉献国家工业的行为，是一种新社会主义下的公民责任，号称能把每人每天节省回收的点滴，融入整个工业制造的机械里；而在当时“”期间，工业发展“超英赶美”的意识形态语境下，废品回收被勾连为“光荣建国服务”的一种日常实践（Goldstein 2006:270–273）。
的改革开放时代，不只意味着往后三十多年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更是一种新社会文化的来临─“丢弃文化”（culture of disposability）。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论说leyu，丢弃文化是一种欧洲与美国在七八十年代的“后现代的文化形式”，使用和丢弃一次性物品，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习惯和性格。我们不但丢弃一次性的餐具和饭盒，还丢弃太多一次性的衣服鞋袜。丢弃文化甚至蔓延到我们的社会关系，比如极速的婚姻结合和离散（1991:284–308）。如今，这种丢弃文化也已经渗透到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2000年后的全民消费，进一步加剧“消费就是为了丢弃”的逻辑。同时，市场经济所来的通胀，让只值一分几毛的回收行为变得可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后来改名为“北京物资回收公司”的国营回收单位，也逐渐把本来驻扎社区的回收站，变成地产开发点和出租车公司项目，令原来全市两千多个回收站降为后来的几个，也顺理成章地把单位的老员工分配到新的业务上（Goldstein 2006:278–280）。结果是，国营回收单位的业务靠着垄断重型金属的工业回收而继续，另一方面则开始转型，开发其他业务。其薪水福利好的国企工人，不愿意也不需要在全市迅速增长的小区生产的垃圾堆里寻找、分拣、跨城运送可回收物品。这种劳动力成本和投入都超高的工序，在这二三十年由十几万农民工一力承担。北京物资回收公司也尝试吸纳零散的农民工到其管辖区域内工作，尝试管理他们，给他们稳定工资、、规定工作时间等等，但是这种尝试大都失败收场，收废品人根本不愿被收编到体制里。事实上直到今天，国企“收编”的努力一直在继续，而大量“散兵游勇”的收废品人和正式的废品回收企业并存的局面，也持续存在。
一言以蔽之，国营回收单位逐渐远离了废品回收的一线，随之冒起的现象是饮食旅馆、小区百货、商场等直接跟收废品群体交易，垃圾成为一种可售卖的商品，而收废品人则争相以高价买下这些“垃圾源头地盘”，以开拓他们的废品转售生意。
《废品生活》所关注的，就是这个十几万人的收废品人群体─他们的生活，以及废品和收废品人所编织的城市化空间和实践。事实上，废品现象并不局限于北京，而是充斥在全国各层的城乡空间。这使得废品的在当代中国研究尤其重要，因为它标示着社会经济文化、阶级界限、国民行为和身份，都在剧烈转变。如果废品在和时代都标志着那么独特的国家城市文化和现代性，今天从废品看盛世中国，可以展开更复杂的有关城乡关系、空间和城市化过程的分析。
当今，从非人类因素（non-human factors）出发，重新理解人类和动物、自然、空间、科技之关系的研究里，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是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拉图尔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简称ANT），将非人类（non-human），包括生物、科技、环境，视为与人类行动者同样具有的能动性（agency），提倡将人与物之网络共同带入社会分析当中。拉图尔不满意老旧的社会分析，一味地着重抽象的权力结构，把阶级、种族、性别都看作铁板一块、稳定存在的因素，而忽略人与物、人与其所处环境的交互作用。他指出细微如细菌的“非人”之物，其发现和当时的社会运动密切相关，有关细菌的一种学说一旦确立，相关技术接踵而至，深远地影响了我们的医疗系统、健康知识，甚至形塑了公共卫生的实践和设计（Latour 1988）。另外一个更明显的“非人”但具有能动性的例子，就是智能电话——它不但翻天覆地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变成很多现代城市人的身体意识的一部分，逐渐主宰人类沟通交往的方式。但是，现存大部分的社会学分析都不会关注这些既不属于国家权力，又不直接关乎资本剥削、社会结构不平等，却又和我们的社会制度、知识、权力息息相关的问题。拉图尔认为真正的社会分析，一定要审视具体的人和物，把它们一视同仁为“能动者”（actant），并理出其中有机的联结（assemblage），分析出它们交互作用的网络，以至产生的社会文化意义（Latour2005）。
近年，行动者网络理论已经不再是科学科技研究的专利，其影响力已伸延至人文社会科学。生态学家Jane Bennett在西方学界引起巨大反响的新书Vibrant Matter（2010），也提出以物质为中心，而不是单以人类为中心来反思当代问题，包括环境污染、能源短缺和过度消费的出路。Bennett的论据跟拉图尔相近，提出“物质力量”（thing-power）的概念，挑战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运动和道德，反对在保护生态的讨论里，人类只一味把自然视作为服务人类的道具。例如，在利用再生能源的倡议里，大自然还是只被功利地当作一种可资利用的商品而已。Bennett认为这种环境保护的倡导并没有真正把人置于人与物的关系当中，从而了解相互的需要和能动性（agency）。
以上的研究，都反映人文学界越来越重视物和物质的社会文化意义，以至物如何影响人类的行为、情感、实践，甚至参与建构知识，重构社会关系。当然，他们的提倡其实离不开哲学家Maurice Merleau-Ponty在《感知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1962）当中提出“心”、“身”皆有思考，挑战笛卡儿那种以心（mind）为基础的启蒙理性观，反思身体（body）的感知同样影响我们认识和理解世界。在物的讨论里，这些认知都在解构人（有理性、有能动性）和物（无理性、被动）的二元对立，重新想像非人类物体同样具有活力、生命、能动性甚至感性（sensibility）。这种反思听起来很荒谬，但是如果从环境生态的角度，以一种系统性的、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眼光去看，会发现其实不然。例如落叶已是死物，但透过堆肥和其他有机物质的互动，产生甲烷，死物却“诞生”新鲜肥沃的土壤；蚯蚓在人类作为唯一理性主体的视野下，是那么低等的生物，但是它在整个厨余处理机制里具有其他科技无可取代的独特能力；细菌的特性、我们对细菌的理解，以及基于这种理解所发展出来的医疗技术，都影响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实践和惯习（habitus）。重新思考非人类和物质的位置，都让我们进一步思考物的“生命”、“价值”，以至其在当代文化的意义（Taussig 2003）leyu。事实上这种哲学观，对于传统中国讲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生生不息”的哲学思想来说，也并不陌生。
受到ANT理论启发，《废品生活》尝试把从物质看社会的视角，融入到我们的田野研究。在2007年开始，连续数年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过程中，我们除了关注收废品人的底层状况，审视他们如何把废弃的垃圾变为有经济价值的生产资料以外，同时将废品看作一种具有能动性的物质。我们试图了解废品如何界定废品从业者在城市的生产、生活形态，乃至整个群体的特征和文化。换句话说，在我们的理解里leyu，废品并不单单是一种经济物、生产资料，更是作为一种建构性的物质（constructive materiality）；这样，废品从业者每天跟废品打交道的时候，不但衍生出金钱价值，更包括独特的社群性（sociality）、阶级文化和城乡主体性。
作为一本关于收废品群体的人类学民族志，《废品生活》想要通过ANT的视角，从物（废品）看人（收废品人），看收废品人群从老家到城市的生活，再进一步从废品追踪到城乡交合区的空间和里面不同的人物，以及垃圾和北京这“超大城市”千丝万缕的有机联结。我们不希望把固有的结构理论套到这个群体上，把收废品人的经验简化为城市新自由主义资本剥削的结果，又或他们是城市消费的牺牲品等意料之中的解释。当然，我们注意到他们生活当中的艰辛困苦。不过，带着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眼光，我们试图走入收废品社群里，把他们当做“主体”，而不仅是“受害者”，了解他们到底如何跟废品打交道，又如何承担、消化主流社会的歧视，再如何千方百计打理他们在北京的网络，在老家的理想生活、责任和尊严。在本研究中，我们并没有跟着垃圾进一步追踪到政府有关部门和跨省的废品再造工业。所以，本研究在检视垃圾如何与公共部门和更大范围的资本连结这方面，无法着墨更多。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后续研究，可以继续探索这些更大尺度（scale）的问题。
我们的研究注意到，收废品群体从老家农村来到北京，废品不但为他们带来在城市生存的收入，他们当中有的人还靠垃圾养儿育女，供孩子上大学；有人靠它在老家盖起了新楼，甚至买房住进城市的商品房小区。我们发现，城市废品虽又多又脏，但不是人人能捡，捡的人也不是一般想像别无资本、没有学历、无法去工厂工地打工才靠垃圾赚钱的“可怜人”。收废品群体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需要特别的关系网络和空间资源才能进入的行业。此外，废品人并不功能性地视垃圾为生产资料，而是有机地与废品、与他们居住其中的废品场、北京的城乡交合区，以及他们的老家，形成一个非常特别的社会实践空间。我们的民族志就围绕着这个有限但复杂的社会空间出发，审视收废品人与垃圾形成的场域。我们发现收废品场不但是一个使用价值生产的场所，同时也是一个特别的老乡社群，是一个城乡交合、非正式经济为主的多元空间。垃圾与收废品人，城市与农村的空间，北京与老乡的网络，都是本书的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s）；他们之间形成的网络的复杂面相，将会在后面的章节中一一呈现。
本书没有聚焦收废品人处在社会边缘位置的宏观原因，没有简单地谴责他们所受到的剥削和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尝试理解他们在城市暂居的温情空间；更多的是记录，是平视，是翔实捕捉主人公生活丰富的细节和微妙的体验。
我们无意把当代中国视为一个没有权力不平等关系的场域，作“去化”的书写。相反，我们认真地把垃圾视为一种参与社会关系的物质，审视它如何复杂地、有机地参与在中国的转型社会过程，与社会阶层的断裂、巨大的城乡经济文化差异、农民工的有限流动性纠缠在一起。在当代中国，垃圾既是一种经济的“推-拉”因素，成为吸引在农村缺乏赚钱机会的农民到城市谋生的生产资料；同时，它在我们的研究点：“冷水村”，又是一种超越经济的物质，它与政策上的壁垒，比如“户籍制”以及与之有关的社会福利和保障规定交合，变成一种使农民工觉得自己永远不属于城市的物质。最后，它的文化意义——脏、臭、烂、腐，使得处理这种物质的群体受到更大的污名化，也促使这群体建立起一套自我保护的封闭身份以及特别紧密的老乡网络，甚至一种特有的城乡价值观。我们的故事章节，正是要展现这些不同的行动者之间的网络，垃圾作为物与、经济、身份认同的关系。我们借鉴ANT的方法理解垃圾，正如拉图尔（2005）所言，ANT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使得我们可以“描述”社会事实是如何被建构和生成的。这种描述先于批判，也能够帮助我们在呈现社会事实的复杂性和动态（dynamics）的基础上，达到真正的批判。
最后，我们并没有想说收废品者是绝对受歧视的、或者更受歧视的群体。这种寻找“最大受害者”的叙述，通常只会抬高研究者的道德位置，而无法帮助理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也无法让我们想像一种更为进步的解放。我们的目的，是要通过将垃圾视为一种能动性的物质，希望读者阅读《废品生活》，能了解垃圾如何生产废品从业者的群体、主体性、他们的理想与挣扎，以进一步思考进入（后）工业的中国，我们作为消费者和垃圾的关系、和废品从业者的关系，以至和未来的关系。
（《废品生活：垃圾场的经济、社群与空间》作者授权刊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